赵焕章：为农民拍电影是我最大的幸福上世纪80年代，一部农村题材影片《喜盈门》红遍大江南北，发行拷贝4000多个、城乡观众5亿多人次。这在今天的电影行业仍然是难以超越的数字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这样乡土气十足的农村影片，诞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。

  《喜盈门》上映后的五年间，两部农村题材影片《咱们的牛百岁》《咱们的退伍兵》也接连诞生在上海，同样反响热烈，一口气拿下金鸡、百花十几项大奖。一时间，“村村都有牛百岁，户户丰收喜盈门”。

  这三部作品，共同构成赵焕章的“农村三部曲”，让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赵焕章的名字，成为中国乡土电影绕不开的存在，也印证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。

  2020年，第三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。90岁的赵焕章一身大红外套，坐着轮椅上台，接过“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”的荣誉表彰。

  耳背、腿脚不便，但精神矍铄。对着镜头，他眼神清澈坚定，话语中气十足：“中国电影要拍出最朴实的平凡之美，需要更‘贴近生活、贴近百姓’，如是便能更上一层楼。”赵焕章说，自己一辈子的创作都遵循这个原则。今年的一个春日，记者拨通赵焕章家中的电话。鲐背之年的他，对于过往经历已渐渐淡忘，但乐观的心态和家乡的习惯却始终不变。

  1930年，赵焕章出生在山东利津县农村。读中学时，部队文工团演出的《白毛女》等文艺作品，让他年轻的心燃烧起来。19岁的赵焕章考入山东人民文工团，从演秧歌剧、田间小品开始，活跃在基层群众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进入山东大学接受艺术教育。1952年，从山东来到上海，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。

  和赵焕章同来的，大约有四五十人，包括仲星火、汤化达赵焕章：为农民拍、铁牛等一批后来为观众所熟悉的老影人。这群来自革命老区的文艺工作者全身散发着淳朴的泥土气息，和上影人取长补短、互帮互学，让上海影坛有了更丰富的味道。

  由此，赵焕章的人生迎来重大转型。22岁入行，从场记做起，再任助理、副导演，到1974年与宋宁奇联合执导电影《一副保险带》，赵焕章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。

  1980年，《海之恋》上映，随后“农村三部曲”接连推出……扎实、丰厚的生活和艺术积累，让赵焕章攀上创作高峰。1988年，他荣膺“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导演”称号。1981至1989年，连续三届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。2005年，中国电影百年，获“优秀电影艺术家”称号。

  观众称赵焕章为“庄稼人的导演”，评价他的农村题材影片有思想性、艺术性，洋溢着一股自然的、清新的、迷人的“乡土气”。《喜盈门》讲的是北方农村一个四世同堂大家庭，祖孙婆媳姑嫂妯娌之间的人际关系纠葛。故事背景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。影片将一个复杂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问题，转换成浅显易懂的家庭关系描绘，观众透过亲情的重建，感知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脉动，在笑声中受到触动，得到启发。

  放映那年有这样一个细节：影片完成后，按惯例要有答谢放映，赵焕章带着留厂拷贝到与拍摄相关的上海、济南等地巡回放映。他特意留心数了数现场观众的笑声。在上海，观众笑了四五十次；到济南，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；再到烟台，有一百多次笑声；到了平度县城，观众笑了一百二三十次；等真正到农村，笑声达到一百七八十次。

  “越靠近农村，越靠近农民，越靠近家乡，掌声和笑声就越多，因为老乡真正懂得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。”从笑声中，赵焕章看到了自己作品在农民观众中受欢迎的程度。在笑声中，他更加坚定了用毕生精力为农村小人物画像的创作方向。

  《咱们的牛百岁》讲的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，党员牛百岁带领由懒汉、寡妇和光棍组成的社员小组脱贫致富的故事。“牛百岁”的形象，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。

  影片中有一场戏，懒汉田福跑到牛百岁家里砸锅泄愤。“砸锅”的情节，是赵焕章启发编剧袁学强从农村原生态生活中发掘的。当年，导演谢晋对这场戏赞不绝口，说“这种戏谁都拍不过赵焕章”。的确，没有长期农村生活的积淀，没有对农民兄弟的一片赤诚，绝对拍不出这样朴实无华的精彩场面。

  1985年上映的《咱们的退伍兵》，出自老作家、“山药蛋派”代表人物马烽和孙谦的作品。当时，赵焕章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显著变化，迫切地想要尽快予以反映。影片只拍摄了70多天，以山西某乡七户农民的现状，展开一幅农村现实生活剖面图，反映了亿万农民探索致富之路的心声。

  “农村三部曲”，部部紧扣农民身边事，农民看了亲切，怎不喜爱？正如赵焕章自己的提炼总结：“要拍农民戏，先拜农民师。”他坚信，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”。

  导演农村题材影片，赵焕章有5条原则：题材具有社会意义，反映群众心声，富有时代感；符合生活真实，不搞胡编乱造；把戏揉进日常生活，要有生活气息；注重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，追求群众喜闻乐见的轻喜剧风格；人物都是活生生的，有鲜明的个性色彩。“农村三部曲”的成功，正源于此。

  赵焕章的认真敬业，在上影厂是出了名的，更令人敬佩的，是他对剧本、对作者的尊重。对全国不少业余作者尤其是农民作者，他都热诚相助，甘当不挂名的编剧，一次次帮助作者修改剧本。

  《喜盈门》的原著来自山东农民辛显令电影是我最大的幸福，赵焕章将作者邀来上海一起改剧本，两个月的时间，五易其稿。《咱们的牛百岁》的作者袁学强也是农民，一手把锄一手写作。赵焕章读了他的小说《庄稼人的脚步》后将他请到上海，和上影资深编辑刘福年一起，教袁学强“触电”。在上影文学部招待所的宿舍，墙上贴满了手抄大字的剧本文稿，针对每个章节提出的意见也都写在上面，几个人日夜讨论、修改，七易其稿，才最终定稿。

  “剧本，一剧之本。我最喜欢和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作，最反对脱离生活的编造。”赵焕章说，电影是富于群众性的艺术，从内容到形式都应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。创新不是片面的形式、技巧问题，基于生活的朴实无华和高度提炼，就是创新。作者要有敏锐深刻的洞察力，对生活要有独到见解。

  赵焕章的心中始终牢记“搞电影不能忘了农民”，要“为中国农民拍电影”。他说，“如果作品能得到观众的喜爱，说明我们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，那便是我最大的幸福。”

  从中国电影金鸡奖的领奖台归来，赵焕章还在坚持下乡生活，依然沉醉于迷人的乡土气。“是生活给了我一切，带给我丰硕的创作成果。”他说，“时代在前进，农村在发展，相信今后一定会出现更多有影响力的、观众热捧的农村题材影片。我很期待！”